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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百年
xiaoyu00
小编一枚

选编名家笔下的留学生活。留学是救亡图存,也是文明互鉴;是教育变革,也是只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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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周作人——品读知堂其人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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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


近些年来小品散文读物的流行,大概是适应了“文革”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冲激之下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我能够理解,可是有时也觉得这种需要似乎日益走上轻软纤小之路,未必是文学发展的健康状况。常常看见书摊上,周作人散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并列,我总是若有所感。也常常看见报刊上有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的言论,还直接接触过这样的读者,他说是爱读周作人,细谈起来,他其实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的同样趣味来欣赏周作人。我从这些,深感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误事,周作人的真味并不在此。半年以前,我写过一篇《误读知堂》的小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18日),有云:“相当一些读者的心目中,周作人成了纯然闲适、轻松、飘逸、清雅的形象,以此而受到欢迎,这也许是适应了‘文革’以后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实在却是误读。”周作人的真味是什么呢?“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是着重拈出一个‘苦’字,是以苦味为自己的真味,他感谢能欣赏他的真味的人。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有‘闲适’的一面,但仅仅是‘貌似’,仅仅是‘近于’,他担心这一面‘误人’,怕读者一味跟着闲适下去。”这个意思,1986年我在《周作人概观》里就详论过,现在重申,是由于实际掌握了两个误读周作人的例子,虽然误得很荒唐,但推其致误之由,却正是一味追求闲适、轻松、飘逸、清雅之故,应了一句老话,“雅的俗得紧”。那篇小文中并未提出梁实秋、林语堂来作比较,我心里是想到这个问题的。我并不是把梁实秋、林语堂等等都看作“雅的俗得紧”,我承认他们都是散文名家,但是不能与周作人等列齐观,因为他们都没有达到周作人的简素苦涩的境界。我大致有这样的想法,但并没有深入研究过,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来。

最近读了刘绪源先生的《解读周作人》一书,给我很大教益。我只看到有些读者把周作人与梁实秋、林语堂等列齐观,《解读》则一上来就指出另外一种更其尖锐的情况,即许多读者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秾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解读》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后,就反复比较了梁、林、丰等人与周作人的同异,见出文艺研究的真功夫,使我这样一个略知其意而未尝下过功夫者佩服无已。

《解读》指出,林语堂散文纵横捭阖,任意而谈,亦庄亦谐,而又文采熠熠。他先前也写过“浮躁凌厉”的文章,后来一变而提倡幽默与闲适,从此对过去仿佛了无牵挂,不像鲁迅和周作人那样,在文章中永远看得出他们那沉重的过去。林语堂的闲适是真闲适,他的名文《言志篇》就是一个无牵无挂,很满意于自己境遇的绅士先生悠悠然的内心袒露,没有一丝对周遭人生的不满不平之气,没有一点苦涩的滋味。他的文章缺乏更深沉的情感和意识,所以不十分耐读,尤其经不住将他大量的文章放到一起来读。

《解读》指出,梁实秋散文艺术的成就,在林语堂之上,他下笔雍容大度,颇有周作人式的“谈话风”。但是,看他的小品文集,相当规范齐整,给人以小心拘谨之感,不似周作人每一集的驳杂随意,潇洒大气。梁实秋的幽默太显眼,又用得如此普遍,读得多了,反倒显出了一种单一。他的幽默的最成功之处,是善于嘲弄(包括自嘲)人生的各种细小的窘相穷酸相,但对总的社会人生却是比较满意的,没有周作人那样内在而广大的压抑与幽愤。梁实秋偏于巧,而没有周作人式的拙;其滋味是酸而略甜,可口宜人,不是周作人那样一味的苦涩。

《解读》还指出,丰子恺散文的文雅淡泊,其实也与周作人不同。丰子恺的淡是真正的平淡,他对当时的人生现状也不满,他避居乡间,追求宁静,真正做到了视而不见。而周作人则永远不满,他的思想家型的深思苦虑使他将人间的黑暗看得很透,越是故意装作看不见,越显露出了他内心的苦涩。丰子恺的散文如一盘家常菜,如田头里巷的闲谈,有情有趣,不高深,但也没有太多的启悟与回味,不似周作人那样每在平淡朴拙之中包藏着惊人的渊博与启人的深邃。

《解读》中对诸家的比较分析,上面只是作了粗略的介绍,原文当然详尽展开得多。他的结论是:“总之,周作人的‘简单味’并不简单,在他的朴拙中总是包藏着丰腴,这是丰子恺所不具备的。他的‘涩味’更其复杂,不仅为丰子恺,也为林语堂、梁实秋及许许多多同时代散文家所不具备。”

还不止此。

在周作人研究中,一向有一个问题,即对于周作人晚年文章,尤其是那种往往通篇用大量引文联缀而成的文章,被人嘲为“文抄公”的文章,究竟如何评价。我曾在《周作人概观》中说过:“到了晚年,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又说:“不仅是内容上的‘六经注我’,连引用来的古人的文章也像是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句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周作人从自己的文章里善于吸收文言文的成分,到直接抄引古人的文言文纳入自己的文中成为有机的部分,斯艺可谓已臻绝顶,再想超过也是难了。”我说这些话,都是有所针对的。有些研究者贬薄周作人晚年文章,指为才尽,指为脱离现实,指为写不出文章只好大抄古书,我不同意,所以说了那些话。但是,我侧重在其所引的古文都像是周作人自己的文章这一层,尚非探本之论。对于所谓“文抄公”的文章,究竟在周作人的整个散文成就中居于什么地位,我也没有作出明确的正面的评价。今读《解读》,分明地照出我的不足。

对于周作人的以大量抄书为特色的书话,《解读》从学术和艺术两方面,给以极高的评价。学术方面,《解读》认为,周作人是以零星随感、积少成多的方式,对中外典籍,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的笔记小品,作了一次系统而又极富个性的研读和整理。“周作人一生中,书话创作的数量最大,在这方面所花工夫最多,这些抄书之作,也许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艺术方面,《解读》指出,周作人的抄书之作,同是通篇黑压压一片的引文,而其文章布局,曲尽变化之妙。有的是连类抄引,一环扣一环,峰回路转,变化多端,似乎有些东拉西扯,却令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读过之后,只感到扎实和丰满,丝毫不觉其贫薄松散。有的是横向并列的抄录,需要更完整的学问,但总保持着雅趣与可读性,异于一本正经的沉闷的学术论文,在夹叙夹议的行文之中,所抄之书有的成了“叙”的内容,有的代替了“议”的作用。此外还有种种抄法,每种抄法又可以有各不相同的运用。《解读》以极鲜明的态度肯定道:“他的不少抄书之作,其审美价值,其给予人的充实感、丰富感与满足感,是超出他早期的小品之上的。”《解读》以极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作出这样的论断:“《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这真是极大胆之论,似乎有些惊世骇俗,细想却是完全真实,十分平实的。

周作人晚年还有一种并不大量引古书,只是平平常常说话的文章,我所谓刊落浮华,枯淡瘦劲,文境更高者即指此。我虽然这样说了,却并没有充分思考这“更高”二字的蕴涵。《解读》则真正比较了周作人早年名作和晚年本色文章,指出:“当人们为知堂散文出选本时,或想挑选几篇作出评论,或向初读者推荐一些选目,为达到一定的效果,使其更引人注目起见,所选的往往是周作人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何以如此?只因为它们更好评,更好看,更能让人一下子读出好来。但事实上,知堂散文更精彩的部分,真正能够代表他的最高艺术追求的,恰恰不是这一部分,而是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一旦你改变了过去的看惯漂亮衣服的阅读目光,真正从这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了人的魅力,那么,你就将获得了更为深邃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里,你也会有‘一览众山小’的真切体验。”这些话说得真好!我就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周作人的晚年本色文章,和他那些早年名作,在我心目中的真正地位还是二者大致相等,更严格地说,恐怕还是把他那些早年名作看得略重一些。让我来选,我也会以选录他早年那些名作为主;我会比别的选本更多地选录他那些“文抄公”之文;而对他晚年完全刊落浮华也不大量抄书的本色之作,我就不会选得太多,分量上比较起来就成了“聊备一格”的样子,尽管我的本意不完全如此,实际上的畸轻畸重还是清楚了。

这样看来,可以说有五个层次:一是只能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而不能欣赏周作人者。较高一层是能欣赏周作人,而实际上是以欣赏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水平来欣赏周作人,将他们等列齐观者。再高一层是能知周作人高出于梁实秋、林语堂之上,但在周文中只欣赏其早年名作,不能欣赏其中年以后更成熟之作者。再高一层是能知周作人中年以后那些“文抄公”之文的价值,而对于那些不大抄书的完全本色文章的价值未能充分看重者。最高一层是能明确推重他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超越早年名作之上者。对照一下,我自己的位置,大概刚刚够得上第四个层次,这就知道了今后提高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读后也增加了迷惘。我本来是对近年读者对散文的爱好日趋于轻软纤小之途有所疑虑,希望周作人不要被误读以助成此种趋势,希望他的真成就真价值能为读者所领会,或者是提高审美追求、救治轻软纤小之病之一法。读了《解读》之后,这希望却渺茫起来了。《解读》一开始痛陈读者不能欣赏周作人的现象之后,立即一转而用乐观的口气说:“好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只要硬着头皮往下读,读它七八篇十来篇”,“还有一个消除隔膜的方法,那就是在自己与周作人之间找到一座桥,先读一些自己易于接受而又比较接近于周作人的作品”。他说得虽然乐观,我却不禁想:这是可能的么?有几个读者肯下这番功夫呢?他们要的是香甜适口的小零食,拿起周作人散文来一尝,完全不对口味,有几个不丢在一旁,还肯下那些苦功去硬啃,去适应,去找过渡桥梁呢?《解读》里面就说:“当然,有一利必有一弊,过于苦涩耐读之作,读者面必然不广。但求仁得仁,知堂老人还是实现了他自己的艺术追求的。”求仁得仁,这说得就很悲观。为了艺术追求,就得付出被冷落的代价。追求者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但从劝说读者如何如何下苦功去适应去领会的研究者来说,他的劝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滋味也很是苦涩的了。

但是,《解读》这本书,又是愉悦的产品。其后记有云:“这两年外面天翻地覆,有不少立志以笔耕为业的朋友,终于弃文从商,‘下海’去了。也有人见我还在埋头写作,惊讶不已,仿佛我已成了世间的怪物。然而,我确实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一种在艰难跋涉中时时都有新发现的快乐,令人备觉艰辛而又备感充实。我想,即使一夜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那快乐也难以与之替换吧。于是我继续写,并没有那种愤愤而为或自我献身似的悲壮感,只如鱼之在水,自然而又自然。”原来,不论市场经济的狂潮怎样冲激,而如鱼在水似地从事于高品位的冷门的研究和写作者,仍然有刘绪源先生这样的人在。喜真赏之尚存,知斯文之未坠,让我们还是希望着吧。

舒芜

199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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