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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生活

蒋梦麟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的知识学问随之增长,同时自信心也加强了。民国元年,即1912年,我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毕业于加大教育学系,并承学校赠给名誉奖,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续学。

我在哥大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而且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许多诲人不倦的教授,我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他们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铭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笔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他就是约翰·杜威博士(Dr.John Dewey,1859—1952)。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他警告我们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

我不预备详谈在哥大的那几年生活,总之,在那几年里获益很大。我对美国生活和美国语言已感习惯,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从所接触的事物汲取知识而无事倍功半之苦。

纽约给我印象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地道车和高架电车,高楼屋顶上的炫目的霓虹灯广告;剧场、影院、夜总会、旅馆、饭店;出售高贵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东区的贫民窟,等等。

在社会生活方面,新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等各族杂处,和睦如邻,此外还有几千名华侨聚居在唐人街附近。当时在这个大都会里的中国菜馆就有五百家之多。纽约市密集的人口中龙蛇混杂,包括政客、流氓、学者、艺术家、工业家、金融巨子、百万富翁、贫民窟的贫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这些人都是美国的产物。有人说:“你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事实上大谬不然。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产生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国才能出现这种兼容并蓄的大熔炉。种族摩擦的事可说绝无仅有。一个人只要不太逾越法律的范围,就可以在纽约为所欲为。只要他不太违背习俗,谁也不会干涉他的私人行动。只要能够找到听众,谁都可以评论古今,臧否时政。

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理智领域之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纽约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规模的工商业,国际性的银行业务,发明、机械和资源的极度利用,处处显示美国主义的精神和实例。在纽约,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美国主义的缩影。我们很可能为这个缩影的炫目的外表所迷惑而忽视美国主义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在美国其余各地都显而易见。

暑假里我常常到纽约州东北部的阿地隆台克山区去避暑。有一年暑假,我和几位中国朋友到彩虹湖去,在湖中丛山中的一个小岛上露营。白天时我们就到附近的小湖去划船垂钓。钓鱼的成绩很不错,常常满载而归,而且包括10斤以上的梭鱼。我们露营的小岛上,到处是又肥又大的青蛙,我幼时在我们乡下就曾学会捉蛙,想不到到了美国之后居然有机会大显身手。一根钓竿,一根细绳,一枚用大小适当的针屈曲而成的钓钩,再加一块红布就是钓蛙的全副道具了。这些临时装备成绩惊人,我们常常在一小时之内就捉到二十多只青蛙,足够我们大嚼两餐。彩虹湖附近的居民从未吃过田鸡,他们很佩服我们的捉蛙技术,但是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这些野蛮的中国人真古怪!”

晚上我们常常参加附近居民的仓中舞会,随着主人弹奏的提琴曲子婆娑起舞。我还依稀记得他们所唱的一支歌,大意是:

所有的户枢都长了锈,

门窗也都歪斜倾倒,

屋顶遮不住日晒雨漏,

我的唯一的朋友,

是灌木丛后面的,

一只黄色的小狗。

这支歌反映山区孤村生活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对城市居民而言,它却刻画了一种宁静迷人的生活。

我们有时也深入到枝叶蔽天的原始森林里。山径两旁的杜松发散着芬芳的气息。我们采撷了这些芳香的常绿枝叶来装枕头,把大自然带回锦衾之中,阵阵发散的芳香更使我们的梦乡充满了温馨。

有时我们也会在浓密的树林中迷途。那时我们就只好循着火车汽笛的声音,找到铁路轨道以后才能回来。经过几次教训以后,我们进森林时就带指南针了。

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城市,的确另有一番愉悦之感。从乡村回到城市,城市会显得特别清新可喜;从城市到了乡村,乡村却又显得特别迷人。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和鲜明的对照。外国人到中国时,常常迷恋于悠闲的中国生活和它的湖光山色;而中国人到了异国时却又常常留恋外国的都市生活。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爱。这就是环境改换和先后对照的关系,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我在纽约求学的一段时期里,中日关系突起变化,以致两国以后势成水火。日本经过约50年的维新之后,于1894年一击而败中国,声威渐震。中国人以德报怨,并未因战败而怀恨在心。这次战衅反而意外地引起中国人对日本的钦仰和感激——钦仰日本在短短50年内所完成的重大革新,感激日本唤醒中国对自己前途的乐观。甲午之战可说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战后一段时期中国曾力求追随日本而发奋图强。

每年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数以千计。中国在军事、警务、教育各方面都采取了新制度,而由留日返国的学生主其事。中国开始从日本发现西方文明的重要。日俄战争更使中国的革新运动获得新动力——日本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偶像了。

中国通过她的东邻逐渐吸收了西方文明,但是中国不久发现,日本值得效法的东西还是从欧美学习而来的。更巧的是美国退还了八国联军之后的庚子赔款,中国利用庚款选派了更多的留美学生。在过去,中国学生也有以官费或自费到欧美留学的,但是人数很少,现在从西洋回国的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而且开始掌握政府、工商业以及教育界的若干重要位置。传教士,尤其是美国的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帮助中国教育了年轻的一代。

因此,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开始逐渐疏远,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偶像也渐行萎缩,但是日本人却并未意识到这种转变。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民国四年即1915年突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如果中国接受这些要求,势将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之所以突然提出二十一条,是因为西方列强在战事进行中自顾不暇,同时帝俄军事力量急剧衰退,以致远东均势破坏。中国既受东邻日本的逼迫,乃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国家,中日两国从此分道扬镳,此后数十年间的国际政治也因而改观。如果日本具有远大的眼光,能在中国的苦难时期协助中国,那末中日两国也许一直和睦相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也就完全不同了。

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经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泄漏了,那时我正在纽约读书。这消息使西方各国首都大为震惊。抵制日货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议,但是日本军舰已经结集在中国的重要口岸,同时日本在南满和山东的军队也已经动员。民国四年即1915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四个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终于在两天之后接受二十一条要求。

后来情势演变,这些要求终于化为乌有,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钦慕和感激却由此转变为恐惧和猜疑。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亲善,中国越觉得她居心叵测。

我们的东邻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爱你们一样地爱我们?”我们回答说:“你们正在用刺刀谈恋爱,我们又怎么能爱你们?”

九一八事变前几年,一位日本将官有一天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挑拨西方列强与日本作对?”

“为保持均势,以免中国被你们并吞。”我很坦白地回答。

“日本并吞中国!我们怎么会呢?这简直是笑话。”

“一点也不笑话,将军。上次大战时列强自顾不暇,日本不是曾经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吗?如果这些要求条条实现,日本不是就可以鲸吞中国吗?”

“哦,哦——?”这位将军像是吃惊不小的样子。

“一点不错。”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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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比亚大学

顾维钧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哥伦比亚大学。我已经说过,我曾受到二年级学生的多次恶作剧。我还不止一次地见到同班同学被他们扔进水池。但他们却以很友好的态度走过来和我说话。我感到外国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都受到很好的对待,这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自在。并不是我属于例外,因为许多其他外国学生也是一样。我在校内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个波斯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一个来自南非的祖卢兰德的百分之百的黑人。我还记得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得都很不错。那个祖卢学生参加了一次演讲比赛,并获得了奖品。我感到哥伦比亚大学对待外国学生的这种友好态度正说明它为什么这样有名。不仅中国,而且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都对哥伦比亚大学评价很高。很多人在离开他们祖国之前,就想要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由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欧洲史的罗宾逊,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研究近东和西亚的杰克逊。我可以指出几十位来。所有这些学者都负有国际声望。

除杰克逊外,其他人的课我都选过。但我对杰克逊很了解,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团。后来,我又选修法学院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如著名的克尔奇威、库欣和讲罗马法的史密斯教授。

是的,我得说我有机会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下读书确实是三生有幸。我逐渐对他们有了了解。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邀请我去他们家吃午饭,吃晚饭,或者参加茶会。

当我上比尔德的课时,他还是一位青年教师。他的讲课十分有趣,他绝不是一位墨守成规的教员。他准是刻苦备课,因为他所讲的历史事实除时间、地点外,还充满了人物的活动。我记得听比尔德的课是在早晨8点10分。早上总要赶紧起床才能在上课前赶上吃一顿一个小面包和一杯可可的早点。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和平常一样,起床晚了。我们急忙跑到食堂去吃早点,食堂离教室相当远。我们看了一下挂钟,就匆匆奔向教室。他从窗口跳进教室,我没有考虑,也照办了。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看到比尔德教授笔挺地站在那里,态度十分安详。我们感到惊奇。直到我俩入座,他才开始讲话。他本来正在点名,并正点到“K”字头的名字。他叫了我的名字,我回答“到”,然后,他看着我,很镇静地说:“顾维钧,我们看见你赶到了,但是你进教室的方法可不大文雅。”他指着门说那才是正规的入口。他说得这样沉着,致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甚至鼓掌喝彩。我们都为他这样周到所感动。

我还认识比尔德教授的夫人玛丽。作为一位学者、作家,她也给我以深刻印象。他俩对学生特别是外国学生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

古德诺是一位第一流的教师。当然,他是公认的行政法权威。我记得他对我特别感兴趣。我经常向他请教,所以他简直成了我的顾问。我也常去穆尔教授那里求教。特别是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当我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时,我主要是请教穆尔教授和比尔德教授。

穆尔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老教授。我不仅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恩师,而且还把他看作是首席顾问。他给我的印象是:兴趣广泛,心地善良。他在家里举行茶会曾多次邀请我去参加。这些茶会,是招待纽约社会人士,而不是招待学生的。星期天他常约我和他一家人共进午餐。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学者。他强调学会做以下两件事的重要性:第一,不论是为了写文章还是为了求知,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第二,学会推理。他说,不必让一个人费脑子去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重要得多的是学会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料。这样,你就能保持头脑清醒,进行独立思考,而不只是一位编年史的汇编者。我想,在他脑子里可能有一些国际法学者和作者是我们不应该仿效的。

穆尔的教学有独到之处,效果极好。我记得有时早已下课,但他还留在教室里回答问题。他常和我以及其他人讨论他在讲课中提出的论点,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有时甚至半小时。他总是设法讲清观点,有时还在极其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争论。和大多数教授不同,他有实际经验。他一度曾担任助理国务卿;我想,他还多次担任过代理国务卿。当然,他还是《国际仲裁》和《国际法汇编》这两本不朽著作的作者。

巴特勒校长给我的印象呢?

巴特勒校长的人品、言谈和他重视实际的精神,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总是感到他具有头等的行政管理才干。他对校外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极大兴趣,给我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校园里盛传着有关他的政治野心和他在纽约的共和党领袖中的活动的流言。我想他把促进与纽约各界领袖的友谊,当作是一项政策。这说明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募集基金和以后为大学的发展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他的成就确实很大。我记得,虽然我入学时哥伦比亚大学已是一所很大的学府,但是远不如我离开时那样令人难忘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七年期间,学校之所以能够修建这样多的新建筑,得到这样大的扩充和发展,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巴特勒校长的影响、工作和努力。他还有结识世界学术名流的能力;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他能聘请各个学术领域里这么多的著名学者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对于大学在国内以及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具有真正全面而广泛的见解。我觉得部分原因在于他每年都到美国国外各地旅行。

在管理哥伦比亚大学方面,巴特勒校长是一位独裁主义者。他留心教师的一切活动。有的教师喜欢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提出批评。巴特勒校长对批评意见并不总是同意的。

作为一个学生,我见到他的次数至少不比其他学生少。他不知怎么很了解我;也许由于我是外国人、在参加一些集会时容易惹他注意。我曾好几次去他办公室求教。在那个时代学生进校长办公室远不像现在这样困难。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去见哥伦比亚大学秘书克佩尔并向他提出问题时,他总设法让我去见巴特勒校长。后来,克佩尔担任了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法肯索尔也会让我去见巴特勒校长。我记得那时候法肯索尔在楼上,有一部自用电梯。而克佩尔却依然把他的办公室安置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楼下,一进门向左转弯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在左侧,而校长办公室则进大厅后还得往里走。

我现在不记得当时我都有哪些问题。大概是个人问题或中美关系问题之类。在我的学生时代,巴特勒校长在我参加的一些有他讲话的集会上或在一些社交场合,曾有一、两次亲自提到过我。他的这一举动很不寻常。有一次,在校长为一年级学生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转身向我,并说:“谈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这里有个中国文化的例子。注意其善于适应!”是的,我必须说我是他的敬慕者之一。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敬慕他。他有坚强的性格,办事坚决果断,如果还算不得是严厉或无情的话。

拉丁文和地质学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学年的学习安排比较简单,因为某些课程都是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直到年底,我才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发现凡是未修拉丁文甲班课程的学生只能获得理学士学位。但是我想攻读文学士学位。我向大学注册处和我的顾问询问,他们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规定。我立即决定在二年级学习拉丁文。院长告诉我说,如果中学没有学过,就不要指望能跟班听课。尽管如此,他还是建议我去见拉丁文系主任麦克雷教授。麦克雷教授见到我时,感到十分为难。他说,拉丁文甲班是所有攻读文学士学位的学生的必修课,但是它以学生在中学学过四年拉丁文为先决条件。他还没见过不经初步训练而能跟上拉丁文甲班听课的人。我告诉他,我可以在暑期开始学拉丁文,为二年级跟上拉丁文甲班听课做好准备。他很怀疑一个学生能在一个暑期里学完通常需要学习四年的课程内容。他问我为什么想学拉丁文,又为什么这样强烈地要求攻读文学士学位。我说我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为什么;我只是感到我该得的是文学士而不是理学士,因为我对自然科学没有多大兴趣。他向我解释,理学士学位并不意味着获得者都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而只是意味着他是学科学的。这仅标志出哥伦比亚学院两种学生的差别。一种是完成了除拉丁文甲班课程以外的所有必修课,将授予理学士学位;另一种是学完了拉丁文甲班课程,将授予文学士学位。

最后,麦克雷教授说,要是美国学生的话,他决不鼓励他争取上拉丁文甲班课程。由于我是一个中国学生,同时他也不了解中国学生有多大能力,所以他认为我不妨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位很好的教师。在我的要求下,他向我推荐了霍勒斯·曼学校的一位拉丁文教师。我和这位教师取得了联系并做了安排。他要到康涅狄格州米德尔城的维斯理学院教书;我也到那里去,和他住在一起,以便跟他学习。一切安排就绪,我就开始学习拉丁文。我从头开始,要在大约六到八周内学完四年的拉丁文。

他每天为我授课两小时 。两周后,他为我已经完成第一年的课程而十分高兴。正在这时刻,圣约翰有位同学给我打来电报,说他即将来美。他把他们小组的到达日期告诉了我,并要求我到纽约去接他们。我不能把这事置之不理,就要求请假两天。最初,老师极力反对。他想尽办法阻止我去。他说,如果我去纽约,那么回来时,将发现两周的努力前功尽弃。这时我真是左右为难。最后,我告诉老师,我不能不去,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我在圣约翰的同学。由于亲身经历过来美途中的难处,我觉得他们需要我的帮助。老师勉强同意了,但警告我不得超假。我去了,接了他们,然后又回来了。老师想考一考我还记得多少。他感到吃惊的是,我还记得挺多,但忘掉的也不少。因此他说,唯一办法是复习,把更多时间花费在已经学过的内容上。这整整用了我两天时间。此后,老师认为我的学习令人相当满意。六周结束时,我学完了四年的全部课程。老师完成了他的教学任务,我们便分手了。

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拜访了麦克雷教授,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他已收到我的老师的报告,并感到相当惊奇。但是他说,为了让我参加拉丁文的入学考试,他要当场对我进行测验。他先从书架上拿下西塞罗的作品,要我翻译,我照办了。然后他又拿弗吉尔和霍勒斯的作品,要我翻译他指定的一些诗句。我尽力办了。显然,他很满意。他说,在我第二学年开始前,他将为我安排拉丁文甲班的考试。我参加了考试,并急切地希望得知结果。他总算不错,没有让我久等。下午我去见他;他说:“你及格了。现在你可以上拉丁文甲班课了。”这使我万分高兴。这是一门一年的课程。前半年我的成绩是“乙下”。这在他看来,不算太坏。但是后半年的成绩更好。我实际上得了“甲上”。就这样解决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有趣的经历发生在第二学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有一位亲密的中国朋友,他是矿业学院的学生。他时常给我讲发展中国采矿工业的重要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我就想懂一点采矿知识。他说,学习地质学有助于入门。我去见肯普教授。他当时是矿业学院院长或者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地质学家。他问了一下我的学习经历,并告诉我说:“地质学Ⅰ”是相当先进的课程。矿业学院的新生只有这一门课程可学。我也想学这门课。最初他想打消我的念头,但是当他看到我那样坚决想学,最后同意让我试一试。我记得所用的教科书是很薄的一本,可能不超过一百页。第一节课讲了开始的一页半,可是我对这节课讲的内容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一页半书,虽然不理解,还是下决心要弄明白。我发现几乎每一行里都有五六个字需要查字典。这是十分吃力的,但是我不想放弃。

实际上,我把这头一页半书至少读了十天。最后,我突然感到非常振奋,我完全弄懂了这一页半书!从那时起,我发现这本书比较容易读了。同时我很喜欢每星期六的实验课;化验各种石头,并写出实验报告。我记得实验辅导教师对我特别关心,他知道我学习地质学的基础很差。结果,我通过了所有的测验,这种测验每六周举行一次。因此,我及格了,不但我自己满意,而且看来我的老师们也满意。

体育活动

现在我想谈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外活动,包括体育和其他一些活动。首先,我对运动场上和体育馆里的很多活动感兴趣。我记得几乎所有各项运动都把我迷住了。

在同学们的建议和敦促下,我参加了划船队。划船要求身强力壮,我则个子矮小,体重不足一百零五磅。但他们不是要我当划手,而是当舵手。教练也竭力鼓励我干。我花了两周时间在哈莱姆河上划船。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有的划手不听指挥。教练让我骂他们。两周之后,我决定退出。我告诉教练我不会骂人。他说,任何人都能学会骂人,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我说,不行,我的英文还不足以用来骂人。就这样,我不干了。

不久,我加入了田径队。我参加了一百码短跑和二百二十码跳栏比赛。我的速度不够快,因此,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练习四分之一英里和半英里长跑,但取得的进步不大。于是他建议我试一下越野赛跑。从哥伦比亚大学大楼或体育馆后身起跑,沿着河滨大道到第96号街。比赛是很艰苦的。不少运动员在返回的途中掉队,我也很想开小差。但教练和助手在沿路各站组织了很多高年级学生;他们向我高喊:“顾维钧,别掉队!别开小差,坚持下去!”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每次赛跑我都坚持到底;通常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比先到终点的运动员落后好几分钟。

我在越野赛跑方面虽然未取得成功,但我努力练习短跑。我每天很早起床去南操场练习。南操场在哈特利和利文斯顿两幢宿舍楼的前面。甚至在暑期离校期间,如我和拉丁文教师在米德尔城度夏时,我也十分努力地练习了六周,希望能取得一些进步。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也始终没在跑道上成为重要人物。唯一一次感到满意的,是我赢得了南操场上两幢宿舍楼之间的接力赛。

在体育馆馆长的劝说下,我参加了夺棒活动。但是我只参加了两三个星期,因为我认识到用全部力量去夺取对方的棍棒是难以理解的。棍棒约有棒球棒那样长,但两头是一样粗细的。为了夺棒,两人扭作一团。这对锻炼臂力有好处,但是我兴趣不大。再说,这是一种室内活动,而我喜欢室外运动。我相信,现在已经没有人进行这种活动了。

还有网球运动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学打网球,可是这又是一项对我不太适合的运动,或者不如说我不太具备条件。我相当矮小,身高不够。经过两年刻苦练习之后,我唯一感到满意的是1910年夏中国学生会议时赢得了双打比赛。当时我在底线,我的搭档在网下。打赢这场比赛是由于他在网下的精湛球艺,而不是我在底线的功夫。

我对足球也有兴趣。我喜爱足球是因为小时候在圣约翰就踢过球。但是有一天,球打中了我的腹部正中,我当场昏倒。我对足球的兴趣也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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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东京

周作人

我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谷崎润一郎在《摄阳随笔》里的那一篇《忆东京》来。已有了谷崎氏的那篇文章,别人实在只该搁笔了,不佞何必明知故犯的来班门弄斧呢。但是,这里有一点不同。谷崎氏所忆的是故乡的东京,有如父师对于子弟期望很深,不免反多责备,虽然溺爱不明,不知其子之恶者世上自然也多有。谷崎文中云:

“看了那尾上松之助的电影,实在觉得日本人的戏剧,日本人的面貌都很丑恶,把那种东西津津有味的看着的日本人的头脑与趣味也都可疑,自己虽生而为日本人,却对于这日本的国土感觉到可厌恶了。”从前堀口大学有一首诗云:

在生我的国里

反成为无家的人了。

没有人能知道罢——

将故乡看作外国的

我的哀愁。

正因为对于乡国有情,所以至于那么无情似的谴责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写一篇论绍兴的文章,恐怕一定会有好些使得乡友看了皱眉的话,不见得会说错,就只是严刻,其实这一点却正是我所有对于故乡的真正情愫。对于故乡,对于祖国,我觉得不能用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态度。若是外国,当然应当客气一点才行,虽然无须瞎恭维,也总不必求全责备,以致吹毛求疵罢。这有如别人家的子弟,只看他清秀明慧处予以赏识,便了吾事。世间一般难得如此,常有为了小儿女玩耍相骂,弄得两家妈妈扭打,都滚到泥水里去,如小报上所载,又有“白面客”到瘾发时偷街坊的小孩送往箕子所开的“白面房子”里押钱,也是时常听说的事(门口的电灯电线,铜把手,信箱铜牌,被该客借去的事尤其多了,寒家也曾经验,至今门口无灯也),所以对于别国也有断乎不客气者,不过这些我们何必去学乎。

我曾说过东京是我第二故乡,但是他究竟是人家的国土,那么我的态度自然不能与我对绍兴相同,亦即是与谷崎氏对东京相异,我的文章也就是别一种的东西了。我的东京的怀念差不多即是对于日本的一切观察的基本,因为除了东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文学美术中最感兴趣的也是东京前身的江户时代之一部分。民族精神虽说是整个的,古今异时,变化势所难免,我们无论怎么看重唐代文化的平安时代,但是在经过了室町江户时代而来的现代生活里住着,如不是专门学者,要去完全了解他是很不容易的事,正如中国讲文化总推汉唐,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大抵是宋以来这一统系的,虽然有时对于一二模范的士大夫如李白韩愈还不难懂得,若是想了解有社会背景的全般文艺的空气,那就很有点困难了。要谈日本把全空间时间的都包括在内,实在没有这种大本领,我只谈谈自己所感到的关于东京的一二点,这原是身边琐事,个人偶感,但他足以表示我知道日本之范围之小与程度之浅,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东京只继续住过六年,但是我爱好那个地方,有第二故乡之感。在南京我也曾住过同样的年数,学校内外有过好些风波,纪念也很不浅,我对于他只是同杭州仿佛,没有忘不了或时常想起的事。北京我是喜欢的,现在还住着,这是别一回事,且不必谈。辛亥年秋天从东京归国,住在距禹迹寺季彭山故里沈园遗址都不过一箭之遥的老屋里,觉得非常寂寞,时时回忆在东京的学生生活,胜于家居吃老米饭。曾写一篇拟古文,追记一年前与妻及妻弟往尾久川钓鱼,至田端遇雨,坐公共马车(囚车似的)回本乡的事,颇感慨系之。这是什么缘故呢?东京的气候不比北京好,地震失火一直还是大威胁,山水名胜也无馀力游玩,官费生的景况是可想而知的,自然更说不到娱乐。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新旧书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这是许多人都喜欢的,不必要我来再多说明。回到故乡,这种快乐是没有了,北京虽有市场里书摊,但情趣很不相同,有些朋友完全放弃了新的方面,回过头来钻到琉璃厂的古书堆中去,虽然似乎转变得急,又要多花钱,不过这也是难怪的,因为在北平实在只有古书还可买,假如人有买书的瘾,回国以后还未能干净戒绝的话。

去年六月我写《日本管窥之二》,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稍有说明。我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感到爱着,原因在于个人的性分与习惯,文中曾云:

“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还有第二的原因,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文中云:

“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觉得和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马褂在民国以前都作胡服看待,在东京穿这种衣服即是奴隶的表示,弘文书院照片里(里边也有黄轸胡衍鸿)前排靠边有杨皙子的袍子马褂在焉,这在当时大家是很为骇然的。我们不喜欢被称为清国留学生,寄信时必写支那,因为认定这摩诃脂那,至那以至支那皆是印度对中国的美称,又《佛尔雅》八,释木第十二云:“桃曰至那你,汉持来也。”觉得很有意思,因此对于支那的名称一点都没有反感,至于现时那可怜的三上老头子要替中国正名曰支那,这是着了法西斯的闷香,神识昏迷了,是另外一件笑话。关于食物我曾说道:

“吾乡穷苦,人民努力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当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也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瓣酱,福神渍与酱咯哒(咯哒犹骨朵,此言酱大头菜也),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sashimi)即广东的鱼生,寿司(sushi)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谷崎氏文章中很批评东京的食物,他举出鲫鱼的雀烧(小鲫鱼破背煮酥,色黑,形如飞雀,故名)与叠(小鱼晒干,实非沙丁鱼也)来做代表,以为显出脆薄,贫弱,寒乞相,毫无腴润丰盛的气象,这是东京人的缺点,其影响于现今以东京为中心的文学美术之产生者甚大。他所说的话自然也有一理,但是我觉得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这地方,换句话可以说是清淡质素,他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假如有人请吃酒,无论鱼翅燕窝以至熊掌我都会吃,正如大葱卵蒜我也会吃一样,但没得吃时决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馋,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点还是白鲞汤一类,其次是鳘(乡俗读若米)鱼鲞汤,还有一种用挤了虾仁的大虾壳,砸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头”(老头者近根的硬的部分,如甘蔗老头等),再加干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么的汤,这实在是寒乞相极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这寒乞即清淡质素之中,殆可勉强称之曰俳味也。

日本房屋我也颇喜欢,其原因与食物同样的在于他的质素。我在《管窥之二》中说过:

“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下文又云:

“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馀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从别方面来说,他缺少阔大。如谷崎润一郎以为如此纸屋中不会发生伟大的思想,萩原朔太郎以为不能得到圆满的恋爱生活,永井荷风说木造纸糊的家屋里适应的美术其形不可不小,其质不可不轻,与钢琴油画大理石雕刻这些东西不能相容。这恐怕都是说得对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是如此,日本人纵使如田口卯吉所说日日戴大礼帽,反正不会变成白人,用洋灰造了文化住宅,其趣味亦未必遂胜于四席半,若不佞者不幸生于远东,环境有相似处,不免引起同感,这原只是个人爱好,若其价值是非那自可有种种说法,并不敢一句断定也。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蔼理斯在论《圣芳济及其他》(St. Francis and others)文中有云:

“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逸的怕羞的眼告诉了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他在小注中引了时事来证明,如不列颠博物院阅览室不准穿镂空皮鞋的进去,又如女伶光腿登台,致被检察,结果是谢罪于公众,并罚一巨款云。日本现今虽然也在竭力模仿文明,有时候不许小说里亲嘴太多,或者要叫石像穿裙子,表现官吏的眼也渐渐淫逸而怕羞了,在民间却还不尽然,浴场的裸体群像仍是“司空见惯”,女人的赤足更不足希奇,因为这原是当然的风俗了。中国万事不及英国,只有衣履不整者无进图书馆之权,女人光腿要犯法,这两件事倒是一样,也是很有意思的。不,中国还有缠足,男女都缠,不过女的裹得多一点,缚得小一点,这是英国也没有的,不幸不佞很不喜欢这种出奇的做法,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足,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不管他是何方人氏,只要是我的同志就得了。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美善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sandala),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geta),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而拖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不佞非拜脚狂者,如传说中的辜汤生一类,亦不曾作履物之搜集,本不足与语此道,不过鄙意对于脚或身体的别部分以为解放总当胜于束缚与隐讳,故于希腊日本的良风美俗不能不表示赞美,以为诸夏所不如也。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每一出门去,即使别无所得,只见憧憧往来的都是平常人,无一裹足者在内,令人见之愀然不乐,如现今在北平行路每日所经验者,则此事亦已大可喜矣。我前写《天足》一小文,于今已十五年,意见还是仍旧,真真自愧对于这种事情不能去找出一个新看法新解释来也。

上文所说都是个人主观的见解,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在经验上正面感到亲近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而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所以总算起来这些东西很多,却难有十分明确的客观解说。不过我爱好这些总是事实。这都是在东京所遇到,因此对于东京感到怀念,对于以此生活为背景的近代的艺文也感觉有兴趣。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曾有这一节话道: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永井氏是在说本国的事,所以很有悲愤,我们当作外国艺术看时似可不必如此,虽然也很赞同他的意思。是的,却也不是。生活背景既多近似之处,看了从这出来的艺术的表示,也常令人有《瘗旅文》的“吾与尔犹彼也”之感。大的艺术里吾尔彼总是合一的,我想这并不是老托尔斯泰一个人的新发明,虽然御用的江湖文学不妨去随意宣传,反正江湖诀(Journalism)只是应时小吃而已。还有一层,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为自己国民的幸福胜过至少也等于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并亚洲,稍有愧色,而艺术家乃感到“说话则唇寒”的悲哀,此正是东洋人之悲哀也,我辈闻之亦不能不惘然。木下太郎在他的《食后之歌》序中云:

“在杂耍场的归途,戏馆的归途,又或常盘木俱乐部,植木店的归途,予常尝此种异香之酒,耽想那卑俗的,但是充满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以为乐。”我于音乐美术是外行,不能了解江户时代音曲板画的精妙,但如永井木下所指出,这里边隐着的哀愁也是能够隐隐的感着的。这不是代表中国人的哀愁,却也未始不可以说包括一部分在内,因为这如上文所说其所表示者总之是东洋人之悲哀也。永井氏论木板画的色彩,云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俗曲里礼赞恋爱与死,处处显出人情与礼教的冲突,偶然听唱义太夫,便会遇见纸治,即是这一类作品。日本的平民艺术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这是与中国很不同的。不过我已声明关于这些事情不甚知道,中国的戏尤其是不懂,所以这只是信口开河罢了,请内行人见了别生气才好。

我写这篇小文,没有能够说出东京的什么真面目来,很对不起读者,不过我借此得以任意的说了些想到的话,自己倒觉得愉快,虽然以文章论也还未能写得好。此外本来还有些事想写进去的,如书店等,现在却都来不及再说,只好等将来另写了。

廿五年八月八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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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官费学医

杨步伟

东京驿是一个大极了的新车站,站外扎了一个大松枝的牌楼,因为这一天是大正接位后第一个生日(十月二号?),热闹得很。我们叫了四个东洋车到苏家。苏淑贞的母亲一见我们就问:“你们不是说昨天到的吗?为什么今天才到,又这么迟?”我给闹笑话的事都说给她听,她莫名其妙,但是她回过头去抓着九哥的手就哭起来了。因为她最爱贯虹的,九哥长得非常像她妹妹,所以从生的想到死的。给柏家三个人和苏家的二女、女婿看着一哭一笑,不知如何办法,连林九哥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我停了哭,大家才起头谈话。

半点钟后淑贞回来了,就带我们到她给我们预备的房子那儿去。看看是一所小矮房子,里面一间八块席子,一间六块,进门一间三块的,一个小厨房,厨房内有一个火头的煤气炉子放在地下(日本都是如此),一个水龙头,地下一个木头做的池子,就算出水道。屋租是三十五元一个月。隔了一下子,卖素菜的、卖鱼的都来了。我们就开始做家了。但是我并不会做菜,也不会管家。幸亏柏沁芳知道一点,多半买日本的干咸菜吃,他们的酱油好,所以随便煮煮还可以有点中国味。有一天早上我打鸡蛋,两个蛋打好了,白都到地上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乎吃,大家就急了要学日本话要紧。用了一个下女,五元一个月,打扫和煮饭。我们饭吃得少极了,因为日本米黏。但是米买的多得不得了,我记得第一个月吃了十八元的米,以后才知道大半是下女偷了。又请了一个教日本语文的先生,每天来教四点钟,从一点到五点。苏淑贞给接洽好,凡是有卖东西的人来,都叫他们在那个时候来,先生可以帮忙,告诉告诉他们,我们要些什么。因为日本卖东西的写的那些字我们不容易认得,不过汉字他们有点认识,又买了些日本家具。我顶喜欢的就是那个灰盆,中间烧一块炭火,叫ひばち(火钵),人的身子可以靠在边上烤火的,上面有一个铁壶也可以烧开水。如此过了二十天,林九哥回国了,只我们四个人住。因恐钱不足的缘故,我就拼命地学日本语文,两样并行,可以早点考入女医学校。因为中国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学校的,政府一定给官费的,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派的中央监督住在东京,只要入了学,就可以直接去请官费,对中央监督申请到教育部,教育部再调查分派各省出钱,归中央驻日监督发给学生。我从十月学字母起,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学校了,说话当然不能那么流利,可是医学的书半汉字半日本字母我都可以知道。又起头补习德文,因为在日本学医,名词都是用德、日、汉跟拉丁四种,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骨头计算,也一千多名词了。我因入学后太忙,又加柏家全家来了,我就另外住到日本人家的一间屋里头去了。连吃带用二十五元一个月,六张席子的房间,一切都不管,只念书而已,觉得舒服多了。可是吃的真坏,常常加点鸡蛋吃吃。有时柏家送点菜来,给我加在里头吃几顿。并且第一年我恐他们记得我是加入第二次革命里的,不敢去请官费,所以换了自己的首饰紧紧地用。有时柏文蔚也从南洋寄一二百元来,可是学费很贵的,起初每年三百,以后加到五百。我的父亲在国内又无事,不能接济我。

过了半年,李贯中(字韵娴)从中国回来了。她是一个老日本留学生,音乐家的女儿,以前在日本随她父母住过三四年的,以后又在日本上中学,和贯虹是很好的朋友。她也要学医的,说的一口好日本话,举动和日本人一样(但是我始终不大喜欢她)。她回国去了两年,请到了河北省官费,又回来学医。她因为我是贯虹的朋友,又常听见过贯虹说我的为人,所以她一到日本就来找我,并且要我和她同租房子住,又再三对我说她有官费可以和我合起来用,省点。我也正是吃日本饭吃腻了,所以又租了房子和她同住,用了一个下女。这次我可上当了,她一点中国菜不会做,她只说说话,样样归我管。她中国衣服首饰一点没有,都用我的。我那时虽无官费,可是手边钱还不少。她知道我不肯穿日本衣(中国学生大半穿日本衣),就要我做洋服穿,把我些灰鼠衣三件改作两个小外套等等的事。又叫我不要正式上课,先在预科读一年,她包给我弄官费。这一样我始终不肯答应她的。我说我要早学早回国做事。苏淑贞常来劝我不要信她的,她就同苏大闹,有时晕过去了,做出种种行为来。我就想搬开,不过有时我总想,起初她好意帮助我,不管她帮没有帮,我总应该感激她的,她也觉得如此。所以有一天她到中央监督处(监督名言搬)领官费,就提起我的名字来,问能不能请官费。监督就说可以,她(就是指我)既已入正科了,并且我听说她是一个很有资格的,杨府上祖老太爷我都知道的,你叫她来请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准的,叫她请六年的好了(这是钱学琴和她同去以后告诉我的)。她回来就和我大吹特吹她如何困难,给我请求到官费了。我真感激她万分,因为学医非五六年不可,我自己只有两年的钱,以外要靠随时的来,又不一定。所以我当晚就写了请求书前去。她叫我不要自己去,寄去好了。又叫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恐有人反对我。其时我处处觉得她给我设想,我只存感激,没有余地想到别的上面去。

两个月以后(九月十四号),官费下来了,并且还补了以前三个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学费归政府给。其时我手边还有七百余元,首饰在外。所以贯中就出了一大些主意来。三个月的费她说已过去了,我们两个人做了两套灰哔叽的三节的洋服(上身现在还在呢,给小孩做短外套了),把我存出的钱拿二百元来定打两张床,两张书桌,两顶书柜,四把椅子,两套夏天的洋服,一部新版的解剖书。我也是向来慷慨和喜欢用钱的,苦了这一年,现在六年读书不烦心了,自然就可以大用起来了。三天工夫给房子里摆得像一个“西洋间”。别的学生来看见了非常诧异,不过她们说,想我和革命党的人往来,总是有钱的,其实是在胡闹。过日子今天要西洋料理,明天去看好电影。

到年终考书,她非要我不去考。我说我第一期考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去考呢?我非去不行,她就装病,日夜地闹我。我不管,还是预备,她才对我实说,她到日本这样久了,将来和我一年毕业不好看,所以要我迟一年,给我弄到了官费还不能报她这一点恩吗?我说别的可以,叫我等,比你迟一年,我无论如何不能。我同你到监督处去退还官费。闹得同学的都来了,全说没有这个理。以后我还是去考了,她反倒是开学前再去补考的。每次去考我们两个人坐在一道,她想告诉我抄她的,但是我怕她造谣,我总先快快地交卷子。以后老同学告诉我,学校里两个日本通,成绩都不好,因为她们知道的东西少,中文也不通(在日本留学,中文关系非常的大。要是学文学的,可以全用中文写答案,不算错的,所以好些中国学生在日本读文科的可以不用上课,就去考考就是了),有一个学生第二年就开除了。李贯中也重考过一次,她每次大考总在我下一两名。她恨极了,就和我分开住了。因此我清净多了,可以好好地读完前期(就是前两年的各种理论大纲)。

我读完了前期就回国一趟。父亲见我,喜欢得不得了。其时我父亲在湖北湛家基造纸厂做帮办。我到家时不过才读完生理解剖等等的理论,并还不知医病。可是我父亲逢人总说医生来了,要我给弟弟带到日本上中学。我回家一个月,什么都做给我吃,做了一大箱四十多件新衣给我,我也给贯中的尺寸做了六件。看五叔处四妹出嫁,鲍家非常有钱,下定来了不少首饰,我父亲一点不羡慕,说我的女儿将来做医生,自己不知可以赚多少钱,何必要人家的东西呢?每大早我父亲亲自坐小火车到江边去等买鲜鱼给我吃。晚上总问我将来愿学哪一门,在什么地方开医院,他好给我预备。厂内同事请我吃饭,父亲总同去,父亲总对人说,我有一个女儿胜十个儿子(其时弟弟正不肯读书),一面说一面吃酒。(我写到这儿我心里非常伤心。第一, 当时没料到这一次就是和我父亲永别了,以后是奔丧回国的,赶我真成了医生,我父亲没有看见,这真是我终身的遗恨。第二,我一生并未做出于国家与社会大有用的事,负了我父亲的希望,所以我现在不赞成女儿们学医——除非不嫁才可以。所以我第二个女儿新那想学医我不赞成,花很多时候和钱,不能做什么,除非不嫁。她说她就不嫁好了。我说你长得太美了,若是不嫁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她以后学了化学。)

一个月匆匆地过去了。就带了弟弟上船到上海,上船后还看见我父母在趸船上招手。到了上海以后住林家,林九哥在黑龙江做事,有信给他太太,叫她带两个小的随我到日本治肺病。我是向来人家托我的事我从不推辞,所以带了四个人再到日本去。贯中听见了又要租一所大房子和我们同住。我是喜欢人多的,我又答应了,只给九嫂送到疗养院去,其余的我们五个人又住下来了。过了一星期柏家全家回上海,给他的妹妹留下给我关照,连一个下女,七个人,闹得我真不能念书,半年下来我几乎留级。贯中这半年什么都没有闹,因人多吃玩由她,所以她高兴得很。林家九嫂在千叶不惯,要到东京来。我回信说肺病不能同住,她还气我,所以给小孩带回国了。柏沁芳也因她父母给她说了亲,要回国出嫁。我给弟弟送到宿舍住了半年,因母亲病,回国去了,又只剩了我们两个人,自然不住大房子了。我们又分开住在日本人家内,一直到回国。其时贯中知道是不可欺负,也好点。中饭大家总在学校旁边一个小店里一道吃,晚上各人回各人的家,并且在后期忙得不得了,大家也没空闲时候来想到吵了。

我在这清净读书的前期内,我还要追说一件自己做了一样怪事。我喜欢看长片电影,因为我向来最喜欢看长篇小说。在中国学校时,若是一部长篇小说要紧的地方没有看完,一直到考书时出了题,我还在看呢,所以对电影也是一样。那时正放一个叫《怪手》的电影(又叫《拳骨》,英文叫The Claw),主脚是Lionel Barrymore做的。每次只演两段,每星期三下午两点换片子,可是那正是上无机化学的时候,我能不上总不上,就去看那个电影。结果前期考无机时我两夜没有睡,不过考了一个刚及格而已。

在这两年内和日本人的接触真是使人可气可恨。先说工作的习惯不同,同班方面,他们和我们对于上课上有一种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学生不管如何,人人都低下头来拼命地写,不管先生说什么,或是发人的议论,或与功课上无关的,他们都要写下来,一点不看先生,只低着头快写而已。在他们也有一个难处,医书非常贵,不能人人有,又无好图书馆,所以全靠讲义才行。中国学生第一赶不了他们那样快,第二差不多人人仰着头望着听先生说,到要紧处用笔记下来。我一班内十四个中国学生也有三四个人是照他们的办法,可是赶不上,下课时有好些同学的,就借给他们补抄起来。可是日本人的人情非常薄,你这次用他们的赶快,就须回他的人情,否则下次你就不要想问他再借了。考书也是这种办法,不知写多少,考卷像一本书似的。

我写得少也有写得少的好处。我考卫生时先生报告出来说,有一位中国学生写的答案又简单又明了,你们大家应该拿她的做模范。给我的三张考卷就放在桌上让大家传观。这个先生以后我在一九二一年结婚后第一次到美国时,在西比利亚丸船上还遇见他的。他就是那个船上的船医,名字好像叫井上。

我在日本上课时候的办法是尽做自己所知道的。我一个人到日本的日子最浅,来不及读那样多,我就给各种近乎先生所用的书买来,第一天先看了,带着书上课,先生说到要紧的地方,我就用红铅笔划一划,要是说的不同的地方就加上去,又有工夫又准备。可是那些书画得不像样了。日本同学的看见就说,杨样(他们读“よさん”),你这个书不能再卖了,可惜得很。因为日本人医工书可以打折扣拿去换新版,或卖或当都可以,所以有多少医书和财产一样。我也做过一回,一百元的书当了六十五元出去过暑假了,因为我的书划的红蓝条子太多,他不肯给那么些,我留了一个条子答应暑假后一定赎,他就照办了。

有一样最欺人的地方,就是在解剖派班的时候,一个尸体归四五个人解剖,找筋肉、神经、血管,等等,归同班领头人派,他不给中国人照日本字母派,给中国人全体派到最后。近暑假了,臭得不得了再给我们来做这种工作。尸体都是死后两天的人给解剖,不是像美国有些用药泡过了,过后才给解剖的。有时还给我们颗粒结核性的尸体用。我们一班共十四个人,中国人分五班,每班三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怎么我们知道这种弊病的呢?就是从这个上面得来的理由。因为每次派到了,那个日本人总吵,为何派他在我们一道?并且危险得很,这种结核性的尸体不应拿来做生理解剖用的。而且解剖时这个日本人总不动手,在旁边看着,问这个问那个的。一次两次我们动起疑心了,想日本人向来对事不让人的,就是臭味他们也是做的,为何这几个人如此呢?并且我们把神经血管找到时,他拿一本书用一个钳子夹着来慢慢和书上对,一下工夫就去洗一次手消毒。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呢?起初还以为他们派不中用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道,等到有一次他们又不按字母,派一个高丽姓许的来,事情才闹穿了。

原来这个姓许的是住在日本人宿舍里的,和中国一个姓许的认本家,两个人非常的好,同用书同玩,一同进出。日本同学都妒忌他们。那次给他加入了,他大闹,一直闹到监学那儿,监学是校长的丈夫,叫吉冈次太郎,他出来说公平话了,给班长叫来骂一顿(他也管学校事的,其实尸体也从他们派来的,实在他知道,我也不敢一定断定),我们才知道用病体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

这个时候全靠李、戴两位的日本话好了。戴比李会说,办得也好,所以在第一年里只差一分就给他开除了。怎么知道日本人不愿我们太日本通呢?日本人和其他国不同,中国人到英美的都是以语言通的受欢迎,而日本则反之。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瞎疑心,有一大些例子可以举出的。戴被开除时,他去要求他们再补考一门,无论如何不肯,再三说也不肯。其时校长正在学校办公室说,戴样他话说得这么好,为什么读书不好呢?监学就在旁边说,因为他话太好了,爱讲理,爱和人辩,所以没有空工夫读书了,因此破例不让他再考,决定开除。戴也一气就不再说了。戴的成绩本不大好,可怜的中国人那时也没有法子去和他们小事上办交涉,只人人饮恨而已。不但如此,凡留日学生开学生会时,每次总有几件不平的事报告出来。大家在一道,也总是恨恨地骂,希望一天打倒小鬼。好学生他们妒忌,坏学生他们看不起。还有一种就是受他们骗骗玩,上学的功课由他们包办,到考时背背好了,其余的时间他们陪着玩,无所不来。所以日本留学生回国分两部,一部极恨日本,一部做汉奸卖国,都是从这种因果上得来的。不像从英美回国的学生都愿谈和那国亲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归根一句话,日本人做事和行为上都是小器“促掐”,而也专在小事上招人恨。做化学试验、组织学标本等等时候,也是一到分派到我们中国人上头,种种材料不是这样分量缺乏,就是那样材料没有了。但是收我们中国人的实习费则不少,只有多。

这些大大小小的刺激,我们在日本是天天的家常饭菜。有时也碰到同学同你谈中日亲善的,可是谈谈总提醒你甲午之战中国败得那么样。他们讲亲善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劝你们为什么不嫁日本人——这当然都是男学生问的了。像这样子,日本人还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到欧美的留学生回来了总说他们好,而留日的多半是回来了比去以前说的坏。

说句公道话,我得承认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各色人等也都有。因为那时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有好些人并不是为留学而留学去的。我其实根本不相信大批大批的人一回到哪一国去,对于所谓文化交换或在国交上,一定会有好处。看十九世纪华工到美洲就留了那种“Chinaman”的印象。在二次大战美国的兵士在中国西南留的印象也不太好。如果是真正学生和其他知识阶级人来往,只须那些百分之一的人数,那结果好多了。

我们在日本那时从中国来“上釉子”留学渐渐地多了,日本人有时就特别组织容易毕业得文凭的学校给中国人入学。他们说你们好多学生不在乎认真念书嘛,所以他们就此藉辞不让中国学生进这个,不让他们进那个了。这样过下去,留日学生在中国渐渐地成了次等留学生的名气了。所以有好些日本回来的学生都要到欧美去上一层第二道的“釉子”。我还更进一步,我嫁了一个留美学生,跟他又一同到美国去。不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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