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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绪源,编辑,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现为《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理论及中国思想史。已出版作品《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畔杂记》等二十余种。近年出版的几部新著——现代散文史论《今文渊源》,与李泽厚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编选笺注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美学专著《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等,在学界与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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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

——兼说“涩味”与“简单味”

今天的读者,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实在是隔膜得太久了。

时轮运转到20世纪90年代,不知是出版界唤醒了读者的兴趣,还是读者兴趣的转移提醒了面临窘境的出版业,总之是,“五四”以后的名家散文突然走红,各种版式的“旧书新刊”或“旧文新编”争相问世。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一时间成了书肆与读者口中出现得最多的名字。

周作人如果在世,尽管他仍会略垂双眼,紧闭双唇,保持他那一贯的淡然和矜持,内心却终将感到无比欣慰的。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为自己的名字不能上报,自己久久不再被人提起而愤愤不平。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称此为“默杀”。

然而,当读者将这些名家的旧作捧回家,他们会很快地接受梁实秋的精致的俏皮,接受林语堂的生辣放肆的幽默,接受丰子恺的天真闲雅,接受徐志摩的浓艳奔放与冰心女士的纤秾委婉,甚至接受叶圣陶的工整与何其芳的诡谲,却独独难以很快地接受周作人。

不止一次地听文化界的人说起,读周作人的作品感到吃力,提不起精神,感到他语言的平淡拖沓,有时还感到一种不慌不忙的啰嗦,加之题材的驳杂,引文的古奥,常常翻不了多久就掩卷,搁置在一旁了。

这实在令人吃惊和遗憾。当年首创新文学“美文”的大师,因为文字的纯朴精美曾被许多评论者称为“炉火纯青”的周作人,今天竟得不到新一代读者的认同!——好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只要硬着头皮往下读,读它七八篇十来篇,开始为他那独到的见地或高雅的书卷气所吸引,渐渐地习惯了他那不温不火回旋往复的语言节奏,逐步体验到了知堂散文的独特的美,这时,隔膜就会消逝。你的眼光会被这些平淡的作品所吸引,你会从这些黑压压的字行里领略到一种在别处难以觅得的魅力,你甚至会成为周作人迷。

或者,还有一个消除隔膜的方法,那就是在自己与周作人之间找到一座桥:先读一些自己易于接受而又比较接近于周作人的作品,比如当初的梁遇春或钟敬文的小品,比如今人张中行的雅淡深邃的回忆文,或黄裳的书卷气十足的书话散文。在迷上了这些作品之后,再去读周作人,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更上一层楼”的喜悦,会发现你所喜爱的那些美文的渊源所自。你也许会就此以更大的热情迷上周作人。

为什么读周作人需要这样一个习惯的过程,而读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徐志摩……却不需要这样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深刻的艺术现象。

这使人想到了许多特殊的艺术家。

我首先想到的是福楼拜。当然,我是通过李健吾的翻译阅读福楼拜的,这其实已是两个艺术家的共同的创作。从来没有读过巴尔扎克或雨果的人,可以一下子接受巴尔扎克的滔滔不绝的精确剖析,也可以接受雨果的汪洋恣肆、激情澎湃和情节上的出其不意的圆满——即使一边读一边在心下抱怨它们太过庞大,却也会承认这庞大是一个小说大师应有的权利。可是初读李译的福楼拜,却有可能马上产生一个“简陋”的感觉,怀疑这是一个不会写文章的人的幼稚的作品,因为句子是这样简简单单,秃头秃脑,甚至丢三落四,没有一点儿华美的痕迹,没有一丁点儿“大师”的标志。在《包法利夫人》中,就充满了这样的文字:

爱玛没有睡,也就是装睡;他躺在旁边,昏昏沉沉,她却醒过来,做别的梦。

没有修饰成分,简白到极点,似乎再丰富的内容也会被写得平淡无奇。又如:

太太买了一顶帽子、一副手套、一把花。先生直怕错过开场戏;他们来不及喝汤,就赶到剧场门前。门还关着。

几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全都是这样的文句。肯定有不少读者随手翻翻,就打消了读下去的念头。但是真正读下去,熟悉了这种文体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的人,就会被它迷住,就会从这极度简白中读出它的丰饶、精确、优美,以至被这简简单单的字句陶醉得难以自拔。我就是一个这样的读者,那本带有速写插图的《包法利夫人》几乎成了我藏书中的至宝。在我看来,福楼拜和李健吾在这部小说上的文体探险,真正称得上是“珠联璧合”。

周作人也是一个文体探险家,他也追求文章的冲淡简朴的外形。尽管他不写小说(早年的偶一为之,一直被他自认为是失败的记录),他所喜欢的是舒缓自然的长句,这正与李译福楼拜的文体节奏相反,但他们内在的相通之处却是不难发见的。那就是:不求华美,自创新格,归绚烂于平淡,含丰饶于简朴。因为平淡简朴到了极点,变成了稚拙,于是就易于为没有经验的初读者所不屑。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可找到。同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读者可以一下子就接受柳青的充满理智的激情与精致细腻的心理刻画,也可以接受周立波的诙谐打趣外加淡淡的白描,即使明知他们的有些作品被过去年代的观念紧紧地笼罩着,至少也会马上承认他们是有水平的作家。但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提示或阅读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遭遇孙犁的作品,恐怕情形就不这么乐观。笔者曾有意识地了解过几位孙犁小说的爱好者,他们最初对孙犁的作品都是排斥的,那第一个感觉是“土”,“单调”,“看不出好在哪儿”,甚至有说“读上去蛮滑稽的”。但渐渐地,他们从貌似简陋的文句中品出了诗意,感觉到了深藏的人情味和作家内心的真挚,进而读出了这与众不同的文体的非凡的节奏。如果去掉孙犁小说中那些优美的写景与抒情的段落,那么,孙犁的叙事方式与另一世纪另一国度的福楼拜,是确有一些相像之处的。

这种现象在绘画中也同样存在。举中国近现代的四位国画大师为例: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与潘天寿,当年最为一般读者所激赏的是齐白石,而最不受欢迎的无疑是黄宾虹。50年代初期,黄宾虹甚至连画也卖不出去;画界内的人钦服他的学问,却也往往对着他的画摇头。他早年的简笔山水和晚年的枯笔重墨,都带有“文体探险”的性质。它们“不入时人眼”,而他也从不媚世。几十年过去了,黄宾虹的价值被不断发现和发掘,他现已成为最受欢迎和最值得研究的前辈大师。有论者总结说:“齐白石与黄宾虹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具有广度,从雅俗共赏的生活情趣上确立自己;而后者更富深度,从精微内炼的学术意味上确立自己。”[1]

现在初看黄宾虹的画,仍会有一种笔墨凌乱的不适感,需要有一个艺术体验的习惯过程。

在书法上也有这样的例证。说到古代的草书,对书史稍有兴趣或涉猎的人,马上会想到张旭和怀素。这两位“草圣”的字龙飞凤舞,从头至尾连成一片,的确让人着迷。但最容易让人喜欢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历代的书评家多有认为他们的狂草连笔过多,而有媚世、近俗之嫌的。苏东坡亦有诗曰:“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而在草书上极有艺术价值的初唐孙过庭的《书谱》,却常常不为一般读者所易于接受,因为一眼望去,它没有张旭、怀素那种充满表演性的华美的气象,没有连绵的体势,它是朴拙的。然而真正进入孙过庭的笔墨意态中去,就会发现它内在的美是极端丰富的。刘熙载称之为“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2]包世臣称其“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3]不过,没有一个习惯的过程,是不可能进入其中的。

找了这么多相近而又相远的例证,无非是想寻觅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发现:周作人的散文,孙犁或李译福楼拜的小说,黄宾虹的山水画,孙过庭的书法,这些在你初遇时往往不能悦目的作品,恰恰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品;同时,在艺术形态上,它们都是朴拙的。

第一流的作品可以是朴拙的,朴拙则未必都能成为第一流的作品。这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就已讲得很清楚了:

精者要约,匮者亦尠;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

也就是说,语言精炼的人,可以把文章做得很简约,但词汇贫乏的人也会将文章写得十分短小;学识广博的人可以把文章写得十分丰满,但思想杂乱的人文章也会做得头绪纷繁;思路清晰的人,文章将会透明畅达,但见解浅陋者的文章也会是直白如话的;把握着宇宙人生奥秘的人的文章,可能因其内容深刻而不能一下子读懂,但喜欢故弄玄虚的人也可能把文章做得古奥难读。

这就告诉我们,任何表现方式,都可能有真伪两种性质存在,稚拙可能是真正的捉襟见肘的笨拙,也可能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至高的艺术形态。简朴可以是真正的简陋,也可以是饱含着丰富内蕴的一种不动声色的艺术表现。平淡可以是确实的淡而无物,淡而无味,也可以是在平淡中渐渐品得出不尽余味的最耐读的上品。

正因为在后者与前者之间有许多表面的相似,于是引起了许多读者的误解,将上好的艺术品弃之如敝屣了。

但即使不“误解”,对这些第一流的作品,也还是需要一个习惯、适应的过程。因为它们的内涵太丰富了,你无法一下子将其读透,必须一遍遍地慢慢咀嚼;也因为它们不媚俗,全都保持着完整的个性,所以不能指望它们作出人们所习见的优美的姿态来迎合我们这些欣赏者。

曾有人说:“真正第一流的作品,与其说是巧的,不如说是拙的;其滋味,与其说是甜美的,不如说是苦涩的。”这实在是至理名言。读者之所以会在最初相遇时拒斥它们,之所以会需要一段习惯的过程,归根结蒂,也正由于它们苦涩的缘故。苦涩与朴拙,是苦雨斋散文从神到形的两个重要特征。二者如此结合的作家与作品毕竟不多。我们的眼睛最易于习惯的,大抵还是那些甜美的作品。如果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那么他的作品的这两大特征,也就是所谓“涩味与简单味”吧。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就不难理解读者最初的隔膜感,和这些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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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周作人
xiaoyu00
发起者
品读知堂其人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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